25 甲兵四千向神都(五)
他本就忌惮宦官,现今刘辩的皇位既然已经稳固,换言之,他大将军的位置也算就此稳固了,而且随着发展,形势也已开始变得对宦官不利,袁绍又一再地进言,请求他动手诛宦,不断地给他施加压力,又再加上这点好名之心,他这次终於意动,松了口,同意了袁绍的请求。
可虽然是同意了,却也只是同意了一部分,袁绍想要的是“悉诛诸宦”,袁绍想把所有的宦官,不分大小,全部杀掉,以报士人两次被党锢的血海深仇,可何进却没有这么想,他不想把宦官全部杀掉,试想,那么多的宦官亲戚、子弟、门客在朝中、州郡为吏,如果把宦官全部杀掉,他何进岂不成了“宦党”的公敌了?他岂不是从此之后就被牢牢地绑在士族这条船上,不得不听从士族的摆布了?故此说,对何进而言之,只要能把宦官们赶出宫城就可以了。
荀贞知何太后必不会同意何进的奏请,但还是问道:“太后怎么说?”
眼看“诛宦”的事儿干不成了,要被何进的犹豫、何苗等的阻止而不得不半途而废了,袁绍的焦急、不安可想而知。
“诛宦”这事儿一旦干不成,一旦半途而止,待宦官缓过劲来,他袁绍首当其冲,他袁氏一族首当其冲,既是为了士人的利益,也更是为了袁氏和他自己的利益,到的此时,他不得不对何进下猛药了。
袁绍心知肚明,何进之所以一直迟疑不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因为何进不但忌惮宦官,也忌惮士人在京都的势力,换言之,主要是忌惮袁绍一党所掌握的京都武装力量。
於是,袁绍又一次来拜谒何进。
在这次会面中,袁绍向何进提出了:“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
袁绍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对症下药”,何进马上就同意了。
何进是大将军、录尚书事,军政一把抓,朝中第一人,召谁来京城全由他说了算,他说召谁来,就召谁来,正可趁此机会,把他笼络的“武人小集团”召来京都,以此来对抗、乃至压制士人在京都的军事力量。只要能把士人压制住,“诛宦”仍不行,但“逐宦”却就没一点问题了。
也是在这次会面中,建议过何进召四方猛将、豪杰入京后,袁绍又再一次提出,请求何进上奏朝中,赦免荀贞之罪,拜荀贞为执金吾或羽林中郎将,——当时荀攸亦在,这也是荀攸的第三次跟着袁绍来见何进。
袁绍对何进说道:“中平元年,贞从左将军击讨黄巾,逼死张角,战功为诸将第一,因功得为赵中尉,再迁魏郡太守,又分别於任上平定巨贼、击退黑山,实知兵者也,……其中详细,公达最知。如得赦其罪,命之募壮士以入京城,为将军爪牙,足镇诸宦。”
何进先已认可了袁绍召四方猛将、豪杰入京的建议,这会儿显是无法拒绝召荀贞入朝。可他之所以召外将入京,本就是因忌惮士人所掌握之京都军事力量,却又怎会答允举荀贞为执金吾或羽林中郎将?因是之故,遂有了同意请奏朝中赦免荀贞、议拜他为左中郎将一事。
袁绍抓住时机,使何进不得不同意了赦免荀贞、召荀贞入朝,他所图者,是荀贞的英武能战和荀贞的义从虎士。何进虽不得不同意了袁绍的请求,却只肯拜荀贞为左中郎将,一是不欲增强士人的势力,再一个也是想借此敲打宫中诸宦,荀贞是赵忠的仇人,召荀贞入朝就是一个信号:你们这些宦官要是有眼色,就老老实实地听命,若执意不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荀贞与何进、袁绍均未亲面见过,而且身不在京都,远在千里外,可他的前程、命运,现在却全操控在何进、袁绍的手中,说白了,他现今虽有了高名,可在何进、袁绍的对弈中,他仍只是个棋子的角色。
袁绍进言何进,建议他召四方猛将、豪杰统兵入京的消息在内部传开后,不少人表示了反对。
何进的主簿陈琳进谏说道:“谚称‘掩目捕雀’。闭上眼抓麻雀是万万抓不到的,这样的小事都不能欺以得志,况国家大事,又岂可以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以此来诛、逐诸宦,犹如鼓洪炉、燎毛发,只要速发雷霆,行权立断,则上应天心,下顺民意,事成易耳!然而如今却委释利器,向外求助,等到各地的兵马聚会京都后,到那时,便是强者为雄看!这就是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会引发大乱!”
何进不听,一边分遣府中掾吏和投靠他的武人们或归本郡、或至民悍敢战处募兵,一边准备传书给董卓、丁原和东郡太守桥瑁,命他们将兵诣京师。
何进遣去州郡募兵的共有五人,分别是大将军府的掾吏王匡、骑都尉鲍信、都尉毋丘毅、假司马张扬、并州从事张辽,——张扬、张辽二人本都是并州刺史丁原的属吏,丁原与何进搭上线后,早前先后派他两人将兵入京,现俱深得何进信赖,毋丘毅亦是何进心腹,这三人是何进拉拢的武人小集团中的成员,王匡、鲍信虽是士人出身,与袁绍交情甚佳,但也很得何进的信任。
换言之,何进遣去州郡募兵的五个人或为武人,或即使不是武人,也是他的心腹,而他打算召来京都的董卓、丁原、桥瑁三人中,董卓、丁原亦皆武人,只有桥瑁是士人。
可见何进的小心谨慎,也可见他对士人的忌惮。
荀贞闻听至此,心中陡跳,强自镇定,从容问道:“大将军已召董侯、丁都尉、桥东郡入京了么?”
因从皇甫嵩解了陈仓之围,董卓被朝廷封为斄乡侯;丁原本为并州刺史,后拜武猛都尉;桥东郡自便是桥瑁。
荀攸答道:“我与叔潜离京前,大将军尚未传书相召,……现在就不知道了。”
荀贞往河东派的有探子,可河东离颍川不近,他派的这个探子也只是聊胜於无罢了,若是有什么紧急情况,等消息送到,也早就晚了。
荀贞问道:“你二人在路上走了几天?”
荀攸答道:“离京后,我与叔潜行车甚速,总共在路上走了十天不到。”
十天,如果何进在这其间已召董卓诸人入京,那么荀贞即便不等朝廷的诏书下来,现在就带兵进京,却也是赶不及了。
荀贞只觉得自己的心一点点地往下沉,脸上却还保持着镇静,点了点头,不再问话。
他保持镇静,姚昇却不能镇静。
姚昇拍打案几,痛心疾首地说道:“大将军欲召外兵入京,我闻之,即驰至大将军府,求见大将军,当面进谏,劝其万万不可!大将军却不听!”
荀攸说道:“闻得大将军欲召董侯诸人入京,郑公业亦尝进谏,他说:‘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厌,若因朝政之故,授给他参预大事之权,他必将会逞恣凶欲,危害朝廷。明公以亲德之重,据阿衡之权,秉意独断,诛除有罪,诚不宜假卓以为资援也!又,事情如拖延太久就会生变,先前窦武、陈蕃的教训殷鉴不远,宜在速决。’”
郑公业,即河南人郑泰,是朝中的侍御史。早前,荀贞诛李鹄、复诛灭邺赵,引赵忠震怒,郑泰与荀贞虽不相识,却两次出面游说何进,劝何进保住荀贞。他对荀贞既有好感,荀攸入京后,他与荀攸便很快就交上了朋友,两人相识的时间虽短,但志趣相投,已是莫逆之交。
荀攸叹道:“公业所言,与叔潜所言皆明理也,惜乎大将军既不听叔潜之言,又不听公业之谏。尚书卢公亦言不宜召董侯入京,大将军亦不听。公业私下对我说‘何公未易辅也’,并对我说‘京都之乱,将在旦夕’,遂挂印弃官,与我和叔潜一同离开了京城。”
陈琳、姚昇、郑泰、卢植等人不可谓不明,奈何他们的进谏虽然正确,却因何进之所以召外兵入京不但是为了胁迫太后同意逐宦,更是为了防范士人之故,因此终不肯听。
“郑公业弃官离京了?现在何处?”
“他离家颇久,归家去了。”荀攸顿了顿,又说道,“我与叔潜离京前,曹典军设宴送行,於席上说起大将军、袁司隶召外兵入京事,曹君亦是不以为然,私与我言:‘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於此。如今既欲治其罪,当诛首恶,一狱吏足矣,何至纷纷召外兵乎!想把他们一网打尽、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
荀贞是知道曹操不赞同“何进、袁绍召外兵入京”的,只是却对曹操的原话不太清楚,现听了荀攸之言,却才知道,原来曹操不但不赞同召外兵入京,而且对袁绍“欲悉诛诸宦”的打算其实也是不太赞同的。
细细想之,曹操说得有道理。
宦官这个东西,古今皆有,首先来说,你想把他们尽数除掉是不太现实的,莫说何太后不同意,等将来天子长大、亲政后,他也不会同意的,即使把现在这一批除掉了,天子将来也肯定会再召另一批入宫的,后宫嫔妃三千,没宦官怎么办?让郎官出入内宫?不可能。其次来说,宫中宦官众多,要想一次性将之悉数除掉,动静太大,事情定会泄露,最终只能失败。
荀攸接着说道:“曹君托我带一句话给君。”
“什么话?”
“曹君说:大将军、司隶欲召外兵入京,其事难阻,其意难违,洛阳或将生变。君侯今既将得赦,将被朝中拜为左中郎将,那么希望君侯在得诏之时便即刻率兵进京,以望可挽乱局。”
荀贞点点头,说道:“还说什么了没有?”
“曹君还说:如诏书未言命君侯统兵入京,则这洛阳不来也罢,君侯不如称疾,先观时势。”
曹操这是把荀贞当知交好友,托以心腹之言了,要不然不会说出后边这一句话。郑泰能看出京都也许将会大乱,曹操人杰,又岂会看不出?在这种时刻,最好的是抽身事外,静观时变。
然则说了,曹操既劝荀贞如未得领兵入京之令便干脆不要来洛阳,他却为何不走,反而留在洛阳?却是因为曹操现在“已经在事件当中”了,士人与宦官的决战就在眼前了,他此时若抽身而走,等同是“自绝於袁绍一党”,所以不管是为名,还是为日后的前程,他都只能留。
听完姚昇挂印、与荀攸同来颍阴的原因,荀贞压住不安的情绪,笑对姚昇说道:“叔潜,卿今来颍阴,是欲短住,抑或长居?”
“有何不同?”
“如是短住,我家中美酒尽够;如是长居,我郡中英俊如云。”
却是如是短住,那么就美酒招待,若是长居,那么就为姚昇一个个地引见颍川杰士。
何进的不听进谏固然令人痛心疾首,荀贞的热情欢迎却颇令人宾至如归。
姚昇笑了起来,哈哈笑道:“我与公达同来贵郡,一是因久未与君相见,想念君侯,二来也是因为顺路,本来只打算在颍阴稍居数日,与君侯见过后我便返乡,但既然君侯盛意如是,我却也难辞,说不得只好多搅扰君侯些时日了。”
姚昇家在扬州吴郡,位在颍川之东南,回家前先来趟颍川不算绕路。
荀贞笑道:“我求之不得。”
既知朝廷已赦了他的罪,荀贞也不必再潜藏蛰伏了,只是他虽然有意给姚昇引见本郡英杰,却也只是刚让荀彧等族中俊才、陈群等姻亲友人介绍给姚昇认识,朝中的诏书就送达了颍阴。
与诏书先后来到的还有他派去河东的探子。
探子先到,诏书后至。
“荀君,六日前,河东董卓接到了大将军檄书,整兵南下,已往京都去了!”
荀贞展开诏书,诏书上先言赦了他的罪,继言拜他为左中郎将,征召入朝,随诏书来的有何进、袁绍的一封信,信中命荀贞即刻招募壮士,领兵入京。
何苗很清楚如无宦官为党援,何氏一门非但不能得享贵重荣华,反而有可能会随着宦官的覆灭而最终也被士人除掉,所以,他和舞阳君数次向何太后进言,叫她千万不要听何进的话,并说“大将军专杀左右,擅权以弱社稷”。社稷是什么?是国家。国家是谁的?是汉家刘氏的。现天子年少,“国家”在临朝的何太后手中。以弱社稷,即是说在削弱何太后的权柄。
何太后疑以为然。
何太后不允,在“诛宦”或“逐宦”这件事,何进本来就意志不坚定,於是也就罢了,改而打算“杀鸡儆猴”,想着干脆杀掉几个为恶最重的宦官也就算了,可袁绍不同意。
何进和宦官没什么大仇,士人与宦官却是仇深似海,而且,宦官不除,何进一样能够掌权,士人却不能独握朝权,不但不能独握朝权,说不定以后还会再受到宦官的报复打击,时局一旦变得对士人不利,宦官们没准儿就会掀起第三次党锢,因是,袁绍又劝何进,认为宦官与天子、太后最为亲近,朝臣的奏章和天子的诏令都由他们传递,如不悉废,必为后患。
荀贞不知道赵忠、张让们现在会想些什么,但可以猜得出来,至少有一点很肯定,他们对“出卖蹇硕”这件事现如今必是充满了后悔,本来形势大好,忽然间就被何进、士人占了上风,生死悬於人手,於此“危亡”之际,他们也不得不暂低下头,既然出卖蹇硕没有能换来何进的谅解、合作,那么他们就转而去贿赂一向对他们存有好感的何苗和何进的母亲舞阳君。
姚昇说道:“本月辛酉,葬孝灵皇帝於文陵,徙渤海王为陈留王,袁司隶因又进言大将军,言:‘昔窦武、陈蕃欲诛内宦而反为所害者,是因为消息泄露,北军五营的兵士素畏服宦官,而窦武却试图利用他们来与宦官对抗,所以自取祸灭。现今将军兄弟并领劲兵,部曲、将吏皆英俊名士,乐尽为命,事在掌握,此天赐之机也。将军应该一举为天下除患,以垂名后世,机不可失!’大将军乃白何太后,请尽罢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补其处。”
本月辛酉,也即七月十七,灵帝在这一天下葬。渤海王即董侯刘协,今天子刘辩登基后,封刘协为渤海王,又於前些天改封他为陈留王。
“现今将军兄弟并领劲兵”,何进和他弟弟车骑将军何苗既身为将军,自然各有部曲。蹇硕、董重死后,京都的禁军、武装力量经过洗牌,一部分落入到了以袁绍为代表的士人手中,如西园、北军、虎贲、城门军,一部分由何进、何苗分别掌控,还有一部分仍在宦官的控制下。
姚昇答道:“太后不听大将军之请,对大将军说:‘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这是汉家的故事,不可废也。且先帝新弃天下,我奈何楚楚与士人共对事乎!’”
何太后当然不会同意何进的请求,就不说她久在深宫,与宦官们朝夕相处,有感情,便从权柄上来说,如把宦官全都赶走,她一个妇人家怎么去掌握朝权?指望那些朝中的大臣?指望那些接替宦官位置的三署郎官们?想想都不可能。宦官一旦被赶走,她这个太后必会被架空。
其次,灵帝已然下葬,董重、董太后也已经相继身死,刘协被改封为了陈留王,今天子刘辩的皇位现在看来已经稳固了,没有竞争对手,也没有潜在的威胁了,而同时经过一系列的洗牌,如袁绍所说“现今将军兄弟并领劲兵”,士人与外戚掌握的军事力量也已经能压制宦官了,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又有了再劝何进诛宦的客观基础。
“将军应该一举为天下除患,以垂名后世”,人皆有好名之心,何进亦是如此。
尽管说何进所部的兵士可能没有袁绍等手中的兵士多,可何进与袁绍合兵的话,其所掌握之武装力量却是已经超过了宦官,——宦官本是一支独大的,蹇硕在时,连何进都得听从蹇硕的命令,可却终究因宦官这个阶层的依附性太强,名声也太差,加上张让、赵忠等存有投机心态,结果蹇硕一死,形势顿时就变得对宦官大为不利。
士人与外戚这个联盟所掌握的军事力量已经稳压宦官了,那么即使在这个时候以武力诛宦,士人与外戚也是稳操胜券的。
姚昇负气倜傥,自诩有纵横才,襄国县境内有一苏人亭,盖是苏秦西入说秦之所,他昔在襄国时,便尝慨叹:“苏子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盖英杰矣”。既然早有此慨叹,一直觉得一个襄国县太小,不足以他施展拳脚,今得与参议诛宦大事,他自然是倾心尽智,积极出谋划策。
只是,他家在江东,非是北地名族,和袁绍党中的诸人相比,他的名声、地位又较低,所以他的一些意见不太被袁绍等人重视。
所以,袁绍有此一说,所谓“部曲、将吏皆英俊名士,乐尽为命”,这显然是在恭维何进了。
而之所以在灵帝下葬、刘协改封陈留王后,袁绍挑选这个时机,又劝何进诛宦,却是因为两个缘故。
首先,灵帝下葬时,何进警惕会再发生“蹇硕召他入宫,想谋害他”那样的阴谋,所以自称有疾,不入宫陪丧,也不送灵帝的棺椁出陵,——由此可见,何进虽对诛宦一事一直犹豫不决,可他对宦官实际仍是十分忌惮的,这就有了再劝何进诛宦的主观基础。
荀贞先引着荀攸、姚昇去荀绲的墓前拜祭了一番,和荀彧兄弟说了会儿话,之后回入高阳里。
回到里内家中坐定,重拾话头,说起姚昇劝谏何进、袁绍之事。
姚昇家在江东,是吴郡乌程人,家世冠族,为郡大姓,初仕郡中,后被举州茂才,除襄国令,他在襄国县任职了好几年,在任有政声,遂於去年被征入朝中,拜为郎官,因是得与袁绍诸人来往。他出身江东士族,亦素痛恨宦官当权,兼之其人慷慨豪爽,任侠尚气,却正是与袁绍、何顒等为同一流的人物,再加上他与荀贞相熟,遂得参袁绍一党谋议诛宦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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