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猛虎

到时候那场面，必然震动整个汴梁城。

以往的慈善之事，都是大户人家各自去做，放粮、施粥、铺路架桥之类。

甘奇这算是第一次办起了真正大规模的慈善活动。

为何要人为的给黄河改道？因为以前有个叫李垂的“民间科学家”，他当过河北几地的知州，他通过研究，发现黄河从古至今，一直在改道，河道越来越往北了。

然后他下了一个定论，就是任由黄河这么发展下去，有一天黄河肯定还会往北改道，再往北改道，总有一日河道就进入辽国了。河道进入辽国？那还了得，辽人的大军，那不是坐着船就可以直接一路南下了吗？挡都挡不住，国之大患。

然后李垂就不断宣扬这种理论，不断给仁宗皇帝上书，一定不能让黄河再自己改道了，咱们得把黄河改回来，改回千年前的旧河道，就是用人力把黄河河道往南引。

仁宗开始还并不真当回事，但是庆历八年，黄河又自己改道了，往北改了几里。这回李垂的研究得到了验证，李垂有先见之明，仁宗与朝中诸位大佬回头一想，都觉得李垂说得很有道理。

怎么办？终于，在两年多前，仁宗与朝中诸多大佬决定干了，把黄河往南掰。当然也有反对之声，比如欧阳修就反对过，时任河北转运使的周沆也反对过，但是没有用，人微言轻。

改道的方法，自然就是得把黄河挖开另外一个口子，把水引入六塔河。

然后黄河就挖开了，大水汹涌澎湃，把小小的六塔河直接冲决堤了，把河北东南众多出粮的众多富庶州府，变成了大海。

结局就是十室九空，连河北十万驻守的禁军，事后再一清点，只剩下不到三万了。

好不容易大水退了，然后，然后就是……又决了一次，又来一次汪洋大海。半个河北，半个大粮仓，就直接给这么废了。

给钱给粮，安抚灾民，重新招兵，两年多了，刚刚才见一点成效。

要说北宋灭亡，靖康之变，与这黄河改道的事情，还真脱不了干系，好好的河北，被这么一场大水一闹，人口锐减，经济不谈，连十万军队的军械装备都要重新打造。

之后河北段的黄河成了一条“自由河”，想怎么流就怎么流，想怎么冲就怎么冲，实在没办法了，小针针登基后，得给仁宗擦屁股，想把黄河再掰回去，掰回原来的河道，这还能掰得回去吗？又发大水，这回大水还差点把当时在徐州的苏轼给淹死了，气得苏轼跳脚大骂。然后罢了，黄河依旧自由。

等你好不容易恢复了一点元气，1099年，宋哲宗元符二年，因为黄河不断泛滥，宋哲宗也想着给仁宗擦屁股，又想把黄河掰回原位，又大泛滥，又把河北冲一遍。

仁宗挖开了黄河，毁坏了河北三千多万亩良田，这种打击，后患无穷。

然后，二十多年后，女真金人大军来了，破河北犹如无人之境。把北宋给灭了，赶到南方变成了南宋。

谁知道，金国也被仁宗坑得不小，几个皇帝，一辈子跟大水杠上了，使出了吃奶的劲与黄河杠，年年发大水，年年修河道，年年赈大灾。

这还不算，连蒙古人来了之后，也跟黄河杠了一辈子，杠到最后，还要发动河北百万民夫去疏导黄河，拼命到处挖河道去疏导河水，然后……百万民夫，到处揭竿而起。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三易回河”，仁宗挖了神宗挖，神宗挖了哲宗挖。哲宗挖完，金人接着挖，金人挖了近百年，灭国，蒙古人一接手，从忽必烈就开始挖，接着又挖了近百年，也灭国。

不作不死，也许就是这个道理。民间科学家信不得，大概也是这个道理。不过李垂这个民间科学家死得早，他一死了之了，没有看到河北的汪洋大海，仁宗赵祯却焦头烂额。

给黄河改道这种事情，就是放在后世，政府也不敢轻易这么干。

仁宗就干了！

干完，仁宗宅心仁厚四处救灾，灾又来了。

御书房大臣无数，一个个低着头，不知如何是好，就差把那个民间科学家李垂挖出来鞭尸了。

韩琦，身为大佬，自然得说话：“陛下，臣以为，救灾要紧，此番原武河决，当比不得之前六塔河决，陛下放心，臣当调集粮食以供灾民度日，待得大水过后，再修复河堤，恢复耕种。”

仁宗扶额在叹，摇头不止，他是真的心累了，两年前，连汴梁城都掩了大半，这灾救个没完没了。只得摆摆手说道：“韩卿定要办好此差，也要派人往原武去看看，看看到底灾情如何，再来禀报。”

新宰相韩琦，再一次大包大揽：“陛下放心，臣此去调度安排，一定把此事办得妥妥当当。”

仁宗难受，站起身来：“先全力赈灾，其中花费，事后再来禀报。”

“遵旨！”韩琦知道，这事可不能办差了，这事一旦办差了，仁宗抬脚一蹬就得滚蛋，屁股才刚坐热的韩琦，只能硬着头皮上了，还得办得漂漂亮亮，凸显出首相的能力。

这是立功的机会，这件事情如果办得漂亮了，这回宰相之位，就真的坐稳了！彻底坐得稳稳当当，有此大功一件，再也不用那般谨小慎微了，再也不用怕随时被仁宗皇帝一脚蹬下去了。

赵祯正在发问：“六塔河两次决堤才过二年多，河北各地刚刚恢复一些元气，缘何这原武县又决了？”

说到六塔河，就不得不提仁宗皇帝人生中作大死的一件事了，那就是给黄河改道。

朝堂之上，也正在商量黄河决堤之事。

仁宗赵祯坐在书房之中，韩琦，富弼，刚刚当上参知政事的曾公亮，枢密使田况，副使张昇，三司使张方平等人皆在，刚当上御史中丞的包拯也在，连王安石这个度支判官也站在人群最末尾。

御书房里几乎挤得水泄不通。

在宋朝，许多人说胡瑗堪比孔孟，连王安石在胡瑗死后，也直接说出过这种话语。到了明朝，胡瑗直接被称作为“先儒胡子”，胡瑗变成了胡子，这个意思就是与孔子孟子并列在一起了，胡瑗的灵位，也直接与孔子供在了一起享用香火。

胡瑗嘿嘿在笑，还连连点头：“嗯，道坚这个办法不错，老夫这张老脸面，若是能变成钱去赈灾，倒也可以卖一卖。”

老头通透得紧，甘奇也会心一笑：“多谢先生。”

这大概就是甘奇要的政治资本了。

但是许多事情，似乎也没有甘奇想的那么简单。

有胡瑗帮助，事情差不多就成功了一半。这种事情上，胡瑗比包拯的面子更大。

其实甘奇不仅要办慈善诗会，还要办慈善球赛，门票收入，那些赚了钱的赌客心情大好捐一点，参与球赛的商家给一点，全部拿来赈灾。

读书阶层，在古代从来都不是穷人，读书阶层就是富裕阶层的代表，家里能供养读书的，大多不穷。寒门士子这个词，其实也并不是代表穷人的，在古代，能称之为“门”的，就不是穷人，门第门第，穷人是没有门第的。寒门，只是没落了的贵族，只要家里还有书，就还有门，如果连祖上传下来的书都没有，就没有门了，也就称不上寒门了。

真正的穷书生，其实是少之又少的少数。因为读书，是穷人负担不起的事情。哪怕蔡确，说自小家穷，寒门出身，这种穷也不是真正底层人民的那种穷，是读书人圈子里面的穷人，可能买不起很多书，给不起很多学费，笔墨也用得差，但是他还读得起书！

甚至还可能有许多富裕家庭的学生们，会在胡瑗面前争先恐后去捐款，想在胡瑗面前留个好印象，能在胡瑗面前留个好印象，胡瑗以后随便与谁提上一提，其中的好处不言而喻，就算胡瑗不与谁提，胡瑗自己记住了这个人，来日这个人若是想入国子学里来读书，也先有个好印象。

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在胡瑗面前露脸，好处多了去了。胡瑗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是胡瑗这个人，在如今的文坛身份地位都不一般，对于普通学生来说，影响力可不比宰相差多少，特别是那些当个一年就被撸了的宰相。

不论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家里若不是能有租子收的，不能脱离生产劳动的，就不谈读书了，吃饱饭这一件事，就要占据人生绝大部分的时间，还谈什么读书？极个别有其他境遇的可以例外。

所以儒生之中，没有穷人。

甘奇要办一个中秋慈善诗会，就是为了在这些富人中弄点钱出来。

太学之中，甘奇正在答着胡瑗的话语：“先生，中秋将近，学生准备办一个中秋诗会，邀请汴梁城内众多年轻士子前去赴会，诗会的名称就叫作中秋慈善诗会，到时候学生会在诗会之上带头捐款，也会发动学生士子们一起捐款，所以想请胡先生到时候带着太学诸位博士学究们同去。”

慈善晚宴什么的，对于甘奇而言是小套路，对于这个时代而言是新鲜事物。但是胡瑗光凭这个名称，也猜得到甘奇要做什么。

胡瑗便也知道甘奇为何要来请他去参与诗会了，坐镇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胡瑗的身份不同，就凭礼部里一半的官员是胡瑗的学生这一点，就能让在场的那些学生不好意思不捐款，这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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