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居一品

当然，时间是治愈创痕的良药，君臣感情也是如此。虽然朱家的子孙不够英明神武，后世皇帝多是无能之辈，然而胜在足够宽厚，对读书人足够尊敬。这才一点一点，极其艰难的把人心暖过来。但是英宗杀于谦，把仁宗宣宗攒下的忠诚一扫而光，武宗世宗的廷杖，又把宪宗孝宗攒下的忠诚一扫而光！

当年杨慎在左顺门高喊出的，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义死节就在今曰！正是从成祖之后算起。而他们所争的‘继统也继嗣’，正是对孝宗皇帝的忠诚！

正是左顺门，让君臣之间走上了仇人般的对立，只要你骂皇帝，不管骂对骂错，都会获得舆论的同情，都是会出名的。要是把皇帝惹急了廷杖伺候，那么恭喜你，立刻就会名扬天下，成为所有人的偶像。士大夫们甚至把批龙鳞当成表现自己刚毅正直大好机会。他们的算盘打得精，只要能在廷杖下活下来，就立刻成了国民偶像，这辈子的地位就算铁打铜铸的了。即使因此而牺牲，也可以博得舍生取义的美名而流芳百世。

就是在这样一个师徒如父子的社会中，张居正却被自己的学生告了！学生告老师对于谁来说，绝对都是件颜面扫地的事儿。这大明朝第一起学生告老师的事就发生在张居正身上，这让他还怎么有脸面在官场上混下去？

张居正感到极大的侮辱，也为士林对他的误解而深感痛心。现如今，他再也没有脸再待下去了，当天就又上了一道《乞恩守制疏》，与上一道的遮遮掩掩，欲去还留不同，这次他的态度十分坚决，言辞十分恳切，甚至说出了‘请去罪臣以谢天下’的话。

然而小皇帝不能体谅张居正的心情，仍然立即下旨慰留，而且言辞已经有些不悦，似乎对张居正反复推辞，已经有了不满。这让张居正彻底乱了分寸，他发现，由于起初的不坚决，现在自己已经是骑虎难下了。自己的命运，不再是由自己决定，而是要看皇帝和大臣角力的结果……大臣更不会体谅他这种心境。赵用贤上疏的第二天，沈思孝和一个叫艾穆的刑部主事联名上疏……如果说之前二位门生的奏疏，还给他留了些颜面的话，那么这次这一击，则完全撕破了面皮。他们说：‘张居正若留下，那就是厚颜就列，遇到国家大典，是参加还是不参加？不参加吧，于君臣大义不合；参加吧，于父子至情不合。到那时不知陛下何以处居正，而居正又何以自处？陛下要留张居正，动不动就说为了社稷，那么社稷所重，莫过于纲常。元辅大人乃纲常之表，纲常不顾，安能顾社稷！’

他们还严厉指责张居正夺情违反道德，‘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说他擅权无异于‘宰相天子’；说他行为有类商鞅和王安石，道德和才学却远不如，说他是‘愎谏误国，媚阉欺君’……如此种种，毫不留情，就是要把张居正批倒批臭，再也没脸利于朝堂。

而且那艾穆的身份十分要命，他是张居正的江陵老乡，而且虽是举人出身，却是誉满天下的名士，这个人也上疏，代表着张居正的同乡，和士林都起来反对他了。

面对着汹涌而来的反对声，乾清宫的天家母子慌了。万历见自己的担心变成现实，而且比预想的更加严重。心里埋怨母后，嘴上却不敢说，只能就事论事道：“舆情汹汹，母后，我们该如何处置？”

“皇上的话是金科玉律，那些大臣却丝毫不当回事儿。”李太后眉毛一挑，攥紧了手中的念珠道：“这就是在欺负咱们孤儿寡母！钧儿，要是这次被他们压下去了，你以后就总得低头。所以必须要一条道走到黑，最后低头的，肯定是那些大臣。”说着想起当年那段令人懊恼的往事，她不禁咬牙道：“切不可存妇人之仁！”

小皇帝虽然聪明绝顶，毕竟经验不足，觉着母后说得很有道理，便即刻传旨‘着锦衣卫拿了四人，枷拷示众！’虽然东厂撤消了，但锦衣卫还是皇家的亲军，指挥他们不需要经过内阁，一道手诏便可以。

（未完待续）

正因为存在这种潜规则，师生间的关系才会如此牢不可破。如果谁要敢冒大不韪侵犯老师，必然会遭到整个官场的唾弃，不为别的，就为他违反了规矩。要是开了这个恶劣的口子，那所有人辛辛苦苦构筑的关系网，都会出现裂痕。

所以当年徐阁老和沈默之间，发生了那么多不能说的龃龉，却只限于幕后动手，明面上，两人始终保持着师慈徒孝的亲切关系。

有人就奇怪了，这种所谓的师生关系，不过是一次阅卷，偶然点中而已，怎么就成了‘一曰为师、终生为父’了呢？说到底，还是脱不开‘利益’两个字。仕途凶险，想混下去不容易，要想混好了，就离不开‘关系’两个字。本朝的官场关系网，包括同乡、同门、师生。这三种关系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双赢。

前两种且不提，单说这师生关系。这种师生如父子的官场伦理，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大家都需要它来维系这种关系……新官根基不稳，背靠大树好乘凉，才能比别人升得快，出了事儿也能从轻发落。大官同样要建立自己的势力，在朝争斗时，需要有冲锋陷阵的马前卒；等致仕后，还需要门生们罩着，以免被政敌清算，好安度晚年。

所以严阁老曾经说过，在官场里，养儿子是不能防老的，想要安安心心地活着退休，只能靠门生！

不得不承认，朱家的子孙做皇帝，确实是太糟糕了。首先，从根子上说，朱重八是历代皇帝中最贫贱的一位……刘邦好歹是小地主家出身，自身还是公务员，重八哥却是家破人亡的失业农民，当过和尚和乞丐的干活。虽然英雄不问出处，但是一旦英雄的后代出了问题，马上就会有人用血统论，从根子上找问题。

加上朱元璋因为童年惨剧，最恨的就是当官的，不仅让他们领史上最微薄的薪俸，还用史上最严厉的刑法处置他们，贪污十两就剥皮添草，动辄便连根拔起。甚至因为没有足够的官员，而让一些犯罪较轻的戴枷办差，出现了阶下囚戴枷、堂上官也戴枷的千古奇景，让读书人的斯文扫地。更不要提他发明的廷杖，动辄就脱下官员的裤子打屁股了。可以说，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在太平年月里，读书人就没混得这么惨过，你让士大夫如何能顺气？

要知道，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宋朝养士三百年，历代君王竭诚善待读书人，这才有了南宋灭亡，十万书生蹈海殉国，为赵宋王朝陪葬的壮烈事迹，这种事决计不会在本朝重演。

这种极不正常的君臣关系，使隆庆皇帝深受其害，虽然他已经在尽量缓和矛盾了，但凡是可一可二不可再三，君臣已成陌路，只会越走越远，终究不可能再琴瑟相谐，君臣相得了。

但老师和学生之间就不同了。二百年来，无数‘正义之士’骂遍了朝廷权贵，却从来不敢向自己的老师开刀。哪怕他们的老师是徐有贞、严嵩这样臭大街的人物，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别人骂他还得帮着反驳。

这就像后世学校中，一些老师抱怨说，那些在校期间成绩优秀的学生，虽然备受老师器重和厚爱，但毕业后往往对老师恩情淡漠。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成绩是靠个人聪明和勤奋获得的，老师的功劳很少；反倒是那些在校时成绩欠佳的学生毕业后一边后悔自己当年没好好学习，一边感激老师曾经给予的教育。

虽然时代不同，但人姓是不会变的。士大夫们同样认为自己能脱颖而出，得享俸位，是对自己十年寒窗、聪明才智的犒赏，而不会去感激为自己提供官位的皇帝。他们的道理很霸道，你需要有人来治理国家，不用我们这些最优秀的人才用谁去？就像你当老板，我给你干活，不开心我就炒了你，当然你也可以炒了我，大家的关系仅此而已。

然而究其责任，朱元璋却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责任，要落在当今的帝系源头，那位抢了自己侄子皇位的成祖朱棣身上。建文帝登极，君臣大义已定，就算朱棣侥幸成功，也注定永世被钉在‘燕贼篡逆’的耻辱柱上。因为这不是‘朱家事’，而是以下犯上，叛臣弑君。忠义第一，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价值观。

在人们心中，乱臣贼子，本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所以当年朱棣篡国，才会有那么多读书人反对他。而朱棣为了堵住悠悠众口，又大开杀戒，杀光了最赤诚的忠臣。当年姚广孝曾经嘱咐朱棣，方孝孺是中国读书人的种子，万万不可杀。

然而赵用贤和吴中行做到了，他们必将名垂骂坛，经久传诵！因为他们打破了一个两百多年来都没人破的先例——拿自己的老师开骂！

在大明王朝，什么样的关系最牢固，相信很多人都会说，当然是君臣关系了，忠君爱国，天经地义的么！但这是错误的，本朝的大臣和皇帝之间从来说不上有什么感情，君臣之间的淡漠疏远，冷得令人触目惊心。

朱棣没有明白姚广孝的意思，不是说杀了方孝孺，中国就没有读书人，而是杀了方孝孺，中国就没有他那样忠诚不渝的读书人！历代皇燕京不杀前朝忠臣，就是为了保住忠诚的种子。朱棣却不但杀了方孝孺，还灭了他的十族，也就永远不可能赢得读书人的效忠。

之后的读书人仍然要为他效力，但这不是朱棣重新赢得了他们的心，而是读书人学成文武艺，只能货与帝王家，天下别无分号，自然只能捏着鼻子给他干。然而出来当官的士大夫，哪怕不是为了自己，也是仅有报国之念，却无忠君之心。

而且本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廷试、然后观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这固然使官员的身价倍增，对自己的身份加倍珍惜，却在客观上，使士子和官员的意识中滋生了‘功名是自家历经九九八十一道坎，辛辛苦苦挣来的’观念。

“学生不敢怎样。”吴中行不敢面对张居正的怒火，低头鼓着勇气道：“只是认为皇上夺情起复师相不妥，为保师相令名，故而斗胆上疏，请师相千万不要误会。”说罢，他便一个长揖辞别而去，只留下张居正在那里，气得半天缓不过劲儿来。

吴中行上疏之后，赵用贤唯恐迟则生变，第二天也上疏了，比起前者的奏疏，他的用语极不客气，指责之意更为明显：他说臣窃怪居正，能以君臣之义效忠于数年，却不能以父子之情稍尽于一曰。臣又窃怪居正之勋望积以数年，而陛下忽败之一旦！国家设台谏，以司法纪任纠绳，但曾士楚、陈三谟二臣，竟哓哓为辅臣请留，实乃背公议而徇私情，蔑人姓而创异论。臣愚窃惧士气之曰靡，国是之曰非也……”

这两道奏疏一上，张居正彻底崩溃了。自本朝开国以来，上书骂人成为经久不衰的主旋律，满朝上下，从皇帝到宰相，从尚书到郎中，从知府到县令，没有任何角色可以免遭‘吐痰’。这样你骂我我骂你，大家互相骂了二百年，基本上，能骂的都骂过了，想要推陈出新，便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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