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生秘闻

唐金云继续解释说：“中国有一位著名的丞相叫文天祥，除了我们所熟知《过零丁洋》中的‘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之外，他写下了千古名唱《正气歌》。里面还提到了一句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里面所提到的齐太史和董狐就是两位著名的史官，都是不畏强权的，也被司马迁奉为楷模榜样。”

齐太史的故事，说的是，齐国的大臣崔杼弑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就杀了齐太史太史的二个弟弟也如实记载，都被崔杼杀了。崔杼告诉太史第三个弟弟说“你三个哥哥都死了，你难道不怕死吗？你还是按我的要求：把庄公之死写成得暴病而死来写吧”，太史弟弟正色回答“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失职求生，不如去死。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残害。他先派人刺杀，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于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

鲁迅先生话说，自太史公以后“中国史书便成为帝王将相的家史学”，当然，这句话不是完全对的，但至少说明了一点，自太史公后，史官们在史书中的记载内容开始忌讳本朝君王。而史官真正的责任便是“刚直不阿”，无所畏惧，记录历史的一点一滴。从而也就有了坊间的野史。

这是因为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权臣掌握国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以礼义为违合的书法原则，早已失去了它的威严，坚持这一原则，并非都能受到赞扬，而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齐国太史就因写了权臣崔杼的“弑君”之罪，结果弟兄二人接连被杀。董狐之直笔，自然也是冒着风险的，因此，孔子赞扬他，后人褒美他，正是表彰其坚持原则的刚直精神。这种精神已为后世正直史官坚持不懈地继承下来，成为我国史德传统中最为高尚的道德情操。

另外还有一种内史，他们专门记录着皇帝和皇室的一切，这些被称为内史。内史最著名的东西就是我们在电视剧中常常提到的皇帝的《起居录》，记录着皇帝的起居生活的。起居录则是史官对帝王言行的严格把控与记载，早在周已有，那是称为“内史”。

但是这种严厉的史官制度历经秦汉魏晋南北隋唐宋……而不衰，皇帝皆无权干预，但这种风气却被李世民打破。李世民当时要求史官所写的东西必须要皇帝看过之后才能正式入编到当朝的史书中，这是因为李世民是弑兄逼父之后得到的皇位，为了不被后人评头论足才出这种主意的。但至此以后，有唐以来，帝王阅著并非罕见之事，却使得历史逐渐朝着扭曲的方向发展。皇帝开始直接插手史书的编撰，让史实成了一家之言了。

“但是在那个年代，统治者想要让史官将史料给删去十分的难。”万俟遥不解的说道，“打个比方说，当时司马迁虽然说被汉武帝施以宫刑，但是还是在按照他自己知道的历史事实去写，丝毫没有因为汉武帝的淫威而改变。”

魏德福不解的问：“这是为什么，历史自古以来不就是胜利者所书写的吗。打个比方来说，中国的黄帝和蚩尤的战争，不就是黄帝赢了之后，蚩尤被丑化成一个长着八十一个脑袋的怪物。就连他的兄弟也没形容成凶神恶煞从来不吃饭的怪物，最后反正不是人。在西方也是，奥古斯都也是篡改过历史的。”

史密斯教授说：“你是专门进修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化的，可能对中国不太了解。敬堂，你来给布兰特解释一下。”

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他做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未尽到职责，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当，这是按写史之“书法”决定的。

当时记事的“书法”依礼制定，礼的核心在于维护君臣大义，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故董狐定之以弑君之罪。对此，孔子大加赞扬，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后世据以称之为“良狐”，以表褒美之意。

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下，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就在这里。

李敬堂对魏德福解释说：“中国和别的国家有些不一样的，中国是有专门的史官记录当朝历史的，这些人被称为太史。另外还有一些人专门记录皇帝和皇家的事情，这些人被称为内史，也是中国内史省的来历。后来每个朝代初建国的时候，必定成立国史馆，修前朝的历史，这就是中国《二十四史》的由来。你应该知道太史公司马迁吧，这是中国最著名的史官了。”

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类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

李敬堂听到史密斯教授这样说明白了：“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您是说中国史官一般都会详细并且真实的记录下在当时发生的一切大事。但是这样的事情却一点没有被记录下来，正史中一点都没有，只有在一些野史中有一些零星的记载！”

唐金云接着说道：“造成这样结果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当时的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整个长安城在很短的时间内消失了，根本没有任何的预兆，甚至能够被人们看到的过程都没有。第二种就是史官们已经记录下来了，但是当时的统治者因为各种原因，强迫着让当时的史官将这一部分资料给删去了！”

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至于‘君举必书’，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刘知几《史通》），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

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干的坏事就更多，但是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呢?所谓‘君举必书’，不过是一句假话。只有在古代史书作为宫廷秘籍，由太史负责的时候，史官有记载特权，皇帝是不能察看史官记载。

史官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好传统，尤其是司马迁这样一个特殊的史官，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操和史德。他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

史密斯教授抽着西式大烟斗，这个和典型的美国学者没什么区别，他一边将手中的火柴熄灭一边说：“根据历史上传说，汉朝的长安城和《圣经》中的蛾摩拉和索多玛一样，是触犯了上帝，所以上帝才会伸出手将它从大地上抹去的。”

“老师您什么时候也变得神神叨叨的了！”唐金云打趣道。

史密斯教授笑着说：“不是神神叨叨的，我的意思是说，当初汉朝的长安城消失的太突然了，似乎没有给后人们任何时间的记录。一般来说在历史这样的事情都会被详细的记录下来，但是这件事情只有只言片语，很多人只是一带而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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